文 / 子玉
父死子继和嫡长子继承制度，一直以来都只适合于社会安定、秩序井然的盛世环境。而在战乱纷争的乱世，皇位传承却往往遵循着残酷的丛林法则——适者生存。魏晋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，就是这条法则最典型的写照。
公元559年农历十月初十，北齐皇帝高洋在沉溺于酒色之间，最终折腾致死，年仅31岁。高洋似乎早有预感，自己死后北齐权力的激烈变动。他临终前对弟弟常山王高演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你若想争夺皇位便去争，但务必留我儿子一条性命。”可惜，这样的宽容并未能带来真正的安宁。
高洋去世后，年仅15岁的儿子高殷继承皇位。尽管高洋为高殷安排了一个豪华的辅政团队，由尚书令开封王杨愔领衔，辅佐者还有领军大将军平秦王高归彦、侍中燕子献及黄门侍郎郑颐等人，但这支阵容最终在以太后娄昭君为首的鲜卑势力面前败下阵来。最终，杨愔被杀，高殷也在次年被废为济南王，皇位旁落。
展开剩余82%从根本上说，北齐这次皇位更替不过是内部汉人门阀与鲜卑势力之间的权力角逐。鲜卑势力一旦胜出，作为汉人代表的高殷自然难以继续执掌帝位。即便没有胡汉矛盾，高殷的皇位也岌岌可危，因为他既没有军功，也缺乏威望，北齐内部无人愿支持这样一个毫无实力的孩童，更何况他与鲜卑化的政治路线相抵触。
因此，高殷被废，常山王高演顺理成章地接掌了皇位。到了561年，高演去世前，又将皇位传给弟弟长广王高湛。
说到底，高洋、高演、高湛三人行事乖张，实际上是内外重压下的无奈之举。高洋算得上是个猛人，面对压力尚且不堪一击，更何况年幼的儿子？即便没有高演的篡位，现实也必将淘汰掉软弱无力的高殷。看看高殷的表现，高演攻克杨愔后入宫请罪，面对仍然支持高殷的禁军，他却惊慌失措，甚至说：“天子之位我都可以让给叔叔，更何况是个汉人大臣，只求叔叔饶我一命。”如此无骨之人，怎能在乱世存活？难怪高洋生前感叹：“我这孩子，一点也不像我。”
再来看南朝的情况。566年，陈文帝陈蒨去世，终年仅45岁，长子陈伯宗继承皇位。与北齐类似，陈蒨逝世后，南朝内部立刻分裂为两大派系：以尚书仆射到仲举、五兵尚书孔奂、中书舍人刘师知为代表的保皇派，以及以安成王陈顼为首的亲王派。
南陈出现内部分裂的根源在于皇帝年幼且无军功与威望加持，而陈顼作为陈文帝身边参与开创事业的人物，实力雄厚，有实质性争夺皇位的可能性。
双方首次冲突爆发于刘师知假传皇帝诏书欲将陈顼外放，陈顼识破阴谋，反以假传诏书罪名迫使刘师知自尽。紧接着，陈顼以会议为由诱骗韩子高和到仲举入尚书省，当场将二人逮捕赐死。
568年，陈顼以皇太后名义废黜陈伯宗，改封其为临海王，自己登基称帝，是为陈宣帝。
归根结底，陈伯宗的弱点在于年幼且无军功威望。设想陈霸先死后，他的儿子陈昌即使顺利继位，也难以稳固江山。南陈内有权臣、藩镇、土著虎视眈眈，更有北齐、北周、西梁等外部势力压力，以陈昌的能力和声望根本难以应付复杂局势，因此只能由有军功的陈蒨出马镇守。
实际上，任何王朝历史上，开国皇帝去世后，若继承者缺乏军功，必将遭受军权派的压迫和挑战。
比如汉惠帝刘盈不满相国曹参好饮酒不理朝政，曹参则坦然回应：“陛下只需安心治理，外事由臣来操持。”曹参的底气正是源于他对刘盈的军功和威望压倒性优势。
唐朝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成为死敌，最终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取皇位，也是因为李世民拥有卓越的军功。即便李建成身为太子且得父亲李渊支持，能力不俗，却始终无法撼动李世民的地位。
宇文泰对此深谙其道。556年十月，宇文泰临终前对侄子宇文护说道：“我的儿子们尚幼，外患严峻，天下重任全交给你了，务必实现我的愿望。”他明白，若将西魏江山传给儿子宇文觉，关陇集团其他成员必会推翻家族权威，只有让年长且亲历创业的侄子宇文护出面，宇文家权势方能持续。
尽管如此，宇文护依旧面临关陇集团强烈反对。他急于让宇文觉称帝，意在借皇权威望迅速确立宇文家与关陇其他贵族的区别，稳固地位。
然而，宇文护辅政期间依旧战战兢兢，因缺乏军功护体。试想若由宇文觉掌控局势，结果很可能是宇文家被其他关陇成员推翻。
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。北周宣帝宇文赟去世后，幼帝宇文阐继位，关陇贵族纷纷倒向杨坚，最终颠覆了宇文家族在北方的统治。
由此可见，乱世皇位传承的规律，确实是丛林法则。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赵，石虎篡位便是例证。
换个角度看五代十国的复杂局面，也能发现同样规律。942年6月13日，后晋皇帝石敬瑭在邺都保昌殿病逝。临终托孤冯道扶立其子石重睿为帝，但冯道反而拥立了石敬瑭的侄子石重贵，担忧石重睿无法应对乱世局面。
然而年长且有军功的石重贵，最终仍未能抵挡藩镇势力的反扑，后晋被藩镇联合契丹势力所灭。
本质上，李从厚、刘承祐、柴宗训等人的覆灭，皆因无军功与威望，终被藩镇颠覆。
因此，赵匡胤建立宋朝后，明智地提拔弟弟赵光义，封其为晋王，并任命开封府尹，实质上确立了其储君地位。
在藩镇尚未彻底肃清、天下未完全统一之前，赵匡胤的儿子赵德昭和赵德芳都缺乏掌控乱局的能力。为保证赵氏家族长治久安，赵匡胤做出了与宇文泰相似的抉择，将权力交由家族中年长且有实力的成员。
没错，国家的兴旺依赖于强有力的领导者。
直到995年四月，赵光义将三子寿王赵元侃立为皇太子，宋朝才真正回归到“父死子继”的正常继承轨道。
这一切，是在乱世已去、天下已定的背景下，才敢做出的决策。
说到底，盛世靠制度保障，乱世则依赖丛林法则的残酷生存法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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